60年代：文艺作品中的女主有是很多男青年心中的“性感”偶像。70年代：无性时代是，“铁姑娘”男性化的服装与动作依然不能掩盖她们的女性气质把中国人最近53年的性观念划分为三个阶段，是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发展变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从房事到做爱，中国人用了多长时间？30年尽管这四个字——房事和做爱——在动作上是一个含义。但，房事，是中国的，是传统的；做爱，是西方的，是现代的。不同不仅仅于此。表面上而言，中国的房事更像把性作为私人事物看待。事实恰恰相反：当一对中国夫妇隐隐藏藏在属于所谓的私人空间中“性”的时候，这更像一种公众事务：怕人言，畏人眼。做爱，字面上排除了性的隐私属性：不必非在房子中进行。但，这却大大增加了性的自我和自主性：无论在什么时间和空间，做，因爱，为爱。第一次革命：制度性这样的里程碑，应当树立在1979年。在此之前30年，共和国的公民经历了第一次性的革命：一切置于新制度之下。正如性的原始目标是繁衍后代延续人类，每一次性的革命，也都有它的延续性。严格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已经给中国人带来了性观念的变化：自由恋爱，一夫一妻。而张竞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探讨诸如女性的g点与快感等热辣辣的话题。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的最早一批法律之一。可以看出，把握共和国方向的大脑，这个时候就开始思考：新的中国人，应当怎样进行一场性的革命了。婚姻法的颁布，把性的范围严格界定在婚姻制度之上。北京在一夜之间消灭了妓女，既显示了新政权对于社会控制的强大力量，也从一个侧面宣告一种婚外性的可能性从此不复存在。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仍在逐步加大：每个公民每天吃多少粮食、每个月用几尺布都在计划之列。每个新生儿，只有父母是合法夫妻，才能被纳入这种严格的计划体系：从珠胎暗结开始，一直到老、病、死。商店里买不到避孕套，但工作的人可以在单位的医生或者卫生员那里按计划领取：性的频率因此在掌握之下。避孕以及堕胎技术的落后，几何级地放大了性的生育本能：婚外的性容易怀孕，但这样的孩子又是不被社会接受的。这是一种现实：婚外的性是危险的。几千年来形成的对性的偏见，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彻底更新。房事一词，暗示了性的“见光死”属性。而“性交”这样的中性语，更像“交配”一样让人禁忌。在“革命”的号召下，性是从属，甚至微不足道。新婚的男女分别时的那份爽快，让今天的年轻男女不堪理解。“人多力量大。”领袖这样评论人口增长。这更像对性的鼓励：为了革命做爱，目标是：生育。8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在性中能够获得快感的，不到20%。但在那段时间，中国的人口迅速由4亿增加到10亿。没有快乐的事情，居然做了这么多！那个年代，人们用很多词语来羞辱那些偏离制度的性，比如：搞破鞋，奸夫淫妇。没有人谈论性，除了田头的村妇农夫偶尔开些荤玩笑：这不关道德，因为谈论性是危险的，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面前，这也会成为锒铛入狱的“莫须有”。这30年，中国进入“无性”时代：性观念极端保守，严格建立在婚姻制度之上，任何非生育性行为都很可耻。第二次性革命：交易性“前三十，后二十。”每个专家谈起中国的性革命，都看重1980年这个年代。1980年，的确是划分中国的一个重要年代。此后的中国，变化剧烈：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个人。往往被忽略的变化是：性。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人发现，性是可以用来交易的，通过性交易，双方都可以获得一种欲求的满足。这是社会多元化的20年，在性上，是一个二重变奏的年代：性的快乐也随着时间的推进，被更多中国人感知和追求。翻检当代中国的纪实文学作品，性的非生育功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被大大发扬：那些上山下乡的女孩子们往往用身体和掌握权力的人做一夜交易：女孩子满足了回城的要求，当权者满足了生理需要。更多的交易随着妓女的出现而普遍化。嫖客是那些先富裕起来或者掌握权力的人，生理的本能和心里的好奇，驱使他们偷偷摸摸地历险：性病，或者被警察抓到。卖淫者是那些贫穷得只剩下身体资源可用的女人，她们发现，只要给嫖客性快乐，就可以获得大把大把的钞票。从沿海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再发展到农村，妓女群体急速膨胀。广州市1987年抓获的卖淫人员，已经是1979年的240倍。著名社会学者潘绥铭经过调查，得出了这20年中国已经形成地下性产业的结论。更有人估计，中国大约存在数以百万计的卖淫群体。每年针对此的扫黄打非行动，更证明这个产业生机勃勃。在人人追求富裕的时代，“笑贫不笑娼”的实用主义哲学重新风行。传统的或者新建立的道德在这些面前，犹如1998年洪水前的堤坝，一触即溃。妓女的大量涌现，再次重构了中国人的道德。更大规模的性交易出现：有钱有势的男人背后，总有所谓的情妇或者“二奶”。当官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说着他对情妇的感情的时候，检察机关提供给听者的事实是：那位姓李的妇人却在利用成克杰捞取金钱。这对女性似乎不公平——说到交易，好像永远是女性在出卖身体资源。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中，“情男”和“二爷”同样存在。妓女为婚外的性行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令夫妇之间的性的生育功能降到最低。这个时候，婚姻制度下的性面临检讨。这同样带有交易色彩。性的满足，成为婚姻存在与否的重要指标。在80%的女性没有快感的中国，离婚率由此突然蹿升：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调查表明，有45%的夫妻对性不满意，并因此“劳燕各东西”。性是可以交易的观念，在年轻一代人的眼中很正常：一份对10000个学生的调查中，有250人说，只要给好处，就可以发生性关系。交易并不是可耻的概念。只有把性看成是自己的事情，才能把它作为资源去交换：换回权力，换回金钱，或者，换回快乐。第三次革命：自我性2000年仍然可以看作是中国第三次性革命的起点，尽管在此之前，人们在理论和观念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行动上已经上马。1949年到1979年形成的制度下的性仍然存在；1980年开始的大规模的作为交易的性也在继续。但，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新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性的根本是快乐；怎样处理身体，是自我的权力。这样的观念在18岁到35岁的人群中广泛流行：当然也有未成年人做着成年人的事情，一些老房子也在浓烟滚滚地着火——他们接受新观念，并且在疯狂地夺回损失。这得益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西方60-7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正在被中国人模仿。这也得益于政策的松动：因为生活作风而受到处分的人正在减少，对于个人的控制已经一减再减。这还得益于医疗技术的发展：性以后，基本没有思想或者身体的负担。当然，这更得益于人们的富裕：没有饱暖，就无暇顾及更多的性。最重要的，是人们，尤其是女人们的观念的变化。专家们公开说：身体是你自己的权力；人们坦然说：我有权选择我的方式。这种选择甚至没有传统看法上的足够理由：卫慧书中的主人公选择马克，仅仅因为这个外国男人的“那话儿”大得非同寻常。这是一次以解放性为标志的革命。作为革命的重要指标：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离婚率，少女怀孕，等等，都在增加。这是一次发轫于民间的革命。大城市的白领阶层首先点燃了性的自我和自由的火把，然后蔓延到全国。在武汉，进入城市的农村姑娘也在寻找性的解放，她们仅仅是为了性，就可以和陌生的男人过夜——虽然有人怀疑她们在卖淫。人们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自己的性贴上自我和自由的标签：一夜情，换偶，群交。喜欢性虐待的人和同性恋者，也能找到自己的伙伴，并且被默认。这是一次刚刚开始的性的盛宴，但它是自助餐。它现在还局限在小的群体里，不过，它散发的是人的本能的气息，有多少人会卷入其中，无法估量。它的方向，无论是专家还是政府，都还无法准确预测，或者，甚至没有清醒地意识到。革命就这样来了：观念的，行动的。唯一缺乏的，是一句响亮的口号：做爱，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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