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起来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是什么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这一类的东西，刚好他过一座桥，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
我记起来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是什么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这一类的东西，刚好他过一座桥，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一个小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确实……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我们所有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这个地主是这样的一类人,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边的那样的一种人。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说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那么，当时的青少年，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受了十七年的这样的教育，这个十七年的教育极其成功，通过家长、老师、学校和各级组织，以及到我们全部的宣传媒体（当时没有电视，我们听到的是广播，我们看的是电影，还有舞台上的歌舞），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通过正常渠道能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书刊教给我们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就像一个孩子，他一直在吃一种最单一的食品，他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吃的。他在吃糠，是最粗的糠，而且有人告诉他，这是最好的糠，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一种糠。所以在这一点上，数千万的青少年（我说的是在校的）就顺理成章地走入了文革。当这些人过了十年以后，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很多人回头控诉文革，说文革耽误了我十年的青春，文革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权利，文革弄得我回城无路，那么我想说一声，当初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起码在我的视野里）是反对文革的，是拒绝走进文革的，或者是内心有很大的抵触的。文革对于这样的一批青少年来说，不管是初中学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迎来了一个自己的节日。我记得当时，在文革前几个月，我写过一首很短的诗：“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他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这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笼……”因为在文革前的17年，我们一方面受着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教育，英雄主义的教育，理想主义的教育，极端的乌托邦的教育，但同时，我们在和我们的内心做着极其艰苦的挣扎，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有一批，可能不是非常多，但它面临着一种价值选择的痛苦，那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当你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当你进入青春期以后，当你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以后，当你身上萌生了某种爱意，或者被别人关爱这样的一种情境的时候，那么有许多东西是人类天生就具备的，你有个人的一种情怀，你有思念，你有去阅读许多和这相关的书刊、去看很多与此相关的电影这样的欲望，你想唱歌，不是唱我刚才放的那些歌，你想学乐器，不是用乐器去演奏我刚才放的那样的乐曲，而是能够表达一个个人的内心的情怀的甚至是私密情怀的这样的一种音乐。
（换麦）哦，拿这个，像个小乌龟一样（笑声）。那么当时的青少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身心分裂极端矛盾痛苦当中，而在当时，可以说后来文革所有受害的领导、老师或者是自己的家长，都参与了谋害自己孩子的过程，他们谁都不让孩子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包括那些很明白事理的家长，包括那些在这个世上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甚至大半个世纪的家长都不跟孩子说真话。我想，可能是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让所有的中国人，特别让中国的明白人闭上了嘴。
我们1956年入校的那一批一年级学生，到了第二年，学校的很多老师，特别是我们喜欢的一些老师不见了，后来发现，有一些老师已经到操场上扫地了。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为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更没有人说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好人，他是被冤枉了，或者说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个时候社会就已经开始对我们隐瞒真相，所以当隐瞒真相的这些老师在五六年，甚至是九年以后，他们自己在校园里受到冲击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包括那些在五七年打了许多右派的干部，到了六六年底，被作为走资派拖到舞台上操场上或是大街上游斗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们说话，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到了1966年文革的时候，恰恰是有劲没地方使，我们当时有很多同学密谋要去越南打仗，不是去跟越南打仗，要去帮越南和美国佬打仗，因为当时越南已经开始跟美国干起来了。越南的那样一种艰苦卓绝的战争，通过电影，通过歌舞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一部歌舞片叫《椰林怒火》，非常优美，非常凄切，但又非常激昂的一台晚会拍成的电影，还有一部话剧叫“南方来信”把整个越南的这样一种战争，被无限地诗意化了。本来我们这一代人就经常被一些我们要早生几十年多好，我们可以去爬雪山过草地啊，我们可以去抗日战争啊，我们可以去打蒋匪啊，我们可以跨过鸭绿江同美国去打仗啊，恰好碰上了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代。
那个时候，我刚才说到，整个社会开始营造一种气氛，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一种高度的戏剧化的气氛，一开始的时候是美国打过鸭绿江，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美蒋特务还潜伏在大陆，经常要办这样的一些展览，哪个地道里边抓住一个老头，胡子已经一米多长了，他在地道里面生活了十几年，天天在底下发电报。然后还有谁家谁家水缸里面躲着个什么人。街头上修皮鞋的是特务头子。这些东西真真假假，但它确实营造出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气氛。而我们许多儿童读物，它也是在渲染这些东西，我记得我最小就看到一本让我感到恐惧的连环画，有一个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半夜起来听到父母亲的房间有滴滴哒哒的声音，他出于好奇，他从门缝里偷偷一看，他父亲在那儿发电报！他立刻想起了一部反特电影，他就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要自己的父母，还是要革命，所以最后他决定检举揭发自己的父亲。这个晚上他偷看他父亲发电报的这样一个画面情节，让当时五六岁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说，你身边就有一个大坏蛋，而且他很可能是你父亲。所以当时我们这代人就在这样的一种戏剧化的情绪当中慢慢长大的，越长大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越多，我们面前的危险也越多，我们成天生活在帝修反的包围当中，苏联老大哥没有叫几天，然后说苏联变修了，苏联要我们还债，要我们全中国人民饿肚子。然后呢，印度在喜玛拉雅山那一边打起来了，然后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也开始反攻倒算了，美帝国主义打越南是想通过越南进攻我们中国，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全世界的邪恶势力的包围当中。每一个处于这样这种戏剧情节的青少年也都把自己戏剧化了，也都把自己作为戏剧当中的一个角色，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角色，而且陶醉于这样的角色当中，陶醉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当中，希望自己有一天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变成一个他所羡慕的小英雄一样。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我当时读书的那个学校附近突然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风衣的非常少，为什么呢？当时穿风衣的在电影里面全是特务。（笑声）所以有风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为什么穿着风衣，但被我们几个学生看起来，我们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个特务。然后我们几个开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觉得他是个特务，我们当时差不多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结果还是给跟丢了，我们非常非常地懊悔，就是说我们还是没有经验，那个时候太小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处于这种情绪当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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