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他不嫁，他非我不娶
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人对我的故事感兴趣，也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故事会登在报纸上。从放下电话的那会儿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给你讲什么呢？我和国洪都是那么普通的人，经历的也是那么普通的事儿。不过，既然你愿意听，我就讲吧。
我和国洪是1985年认识的。我们参加一个朋友聚会，他坐我旁边，主动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熟了。他长得很普通，个子也不高，但有个非常突出的优点——特别会说。如果把聊天比作一场竞赛的话，只要你给他机会开口，你就输了一半，如果你再给他半个小时时间，你一定会输80%。那天，我们在聚会上聊了2个小时，不成朋友都难。
那次聚会后，他常来找我，有时约我吃饭，有时接我出去玩，关系挺近的。朋友聚会的时候，有人问他是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一声不吭，光笑，他倒是主动，顺口就答应了。
那时，他对我确实挺好的，每天上下班都接送，抽空还带我出去玩。有一次，我临时去新乡出差，走得急也就没告诉他。而那天天气还不好，又刮风又下雨的，我回来后就直接回家了。在家吃完饭，正看电视时我突然想起了他，急忙跑单位一看，他还在那儿等着呢。我就这样被感动了，以后再出去，不用他说，就主动介绍他是我的男朋友。
恋爱三年，我们决定结婚。可双方父母得知消息后都反对，我父母嫌他没有房子、拿死工资；他父母嫌我家是做生意的，家是西郊的……可他们越是反对，我们还越想在一起，我说非他不嫁，他说非我不娶。家人没辙了，只好同意了这桩婚事。
不当全职太太，不依赖他
1988年，我们租了房子，父母风风光光地给我们操办了婚礼，小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要说，刚结婚那几年过得真不错，每天一起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看电视，抢遥控器，挺开心的。
1989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那年我才22岁，按单位规定是不能生孩子的，为此我把工作辞了。国洪怕我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干脆也辞了工作，打算等孩子大一点就出去做生意。
孩子半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生意，也算是白手起家。这些年，我们卖过菜、卖过饭、卖过衣服、开过出租车、办过公司，也挣了些钱。到现在折腾不动了，就开了这个烟酒店，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没有压力，挺舒服的。
还是拐回来说我俩吧。大概是结婚五六年的时候，我们有了些存款，国洪就琢磨着要出去开出租车，不用我帮忙了。我想，为了老公、儿子，我只能做点“牺牲”了。就这样，我当了两年的家庭主妇，洗衣、做饭，把他们的一切准备得停停当当，再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这事儿，我以为是为家庭付出了，人家还挑毛病呢。婆婆每次见着我都说我一分钱不挣，全靠国洪养着。那时，我就明白了：女人啊，无论如何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男人在外面挣再多的钱，都是人家的，你花得理不直气不壮。而自己哪怕每个月少挣点儿，他也不敢说是他养着你。
想明白后，我也出来做生意。国洪问我家里怎么办？我说，你请保姆吧，我给保姆开工资。
“情敌”出现，我悟出婚姻真谛
到今年，我们已经结婚20年了。这20年，我们也吵过，但感情这东西，只有经历了风雨、时间的历练才会更醇厚。
老实说，我们的婚姻也有过危机。大概是结婚10年时，国洪巧遇了跟他青梅竹马的吴梅。他们俩是同学，两人的父亲还是战友，吴梅从小就喜欢国洪，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没成。十几年后，再相遇，关系好得不得了，常常一起喝茶、聊天、唱卡拉OK。
国洪曾把吴梅领回家，她左一个姐姐右一个姐姐地叫我，挺亲的。可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次，国洪出去应酬，很晚了还没回来。我一打电话，却是吴梅接的：“你找我老公有什么事儿啊？”她竟然喊国洪老公？我一下子就火儿了，但还是镇定地说：“也没个结婚证，你喊他老公不是亏了？”我这么一说，电话那端顿时没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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